安邦定國

在一九四三年德黑蘭會議上，美英蘇三國決定了對德國占領下的西歐實施登陸作戰。此項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D-Day) 盟軍攻擊登陸法國諾曼第海岸。
儘管憑藉著先期戰場經營所構築的工事與陣地，德軍卻未能擊退盟軍登陸並阻止其向內陸突破。德軍防衛作戰無法有效遏阻盟軍攻勢的主要原因在於裝甲預備隊部署分散，未能在盟軍登陸的關鍵時刻發揮決定性影響。此外，居於絕對劣勢的海、空軍兵力、指揮系統混淆與缺乏彈性的作戰指導，均決定德國防衛作戰最後失敗的命運。
諾曼第之役不僅象徵著德國在西歐戰場上的失敗，更暴露出德軍的西部防線已瀕臨崩潰邊緣，巨大的戰爭耗損更使得德國在各戰場的作戰難以為繼，而逐步邁向敗亡之途。



壹、前言

一九四四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對希特勒 (Adolf Hitler) 統治下的德國而言，一九四四年也是對戰爭勝負具有決定性的一年。此時德國在軍事上已陷於困境，大西洋潛艦作戰業已完全失敗，不論在大西洋或是歐洲大陸，盟軍已掌握絕對制空權並日以繼夜的轟炸德國工業設施與城市。東線戰場方面，德軍由於蘇聯日漸強大的反攻而損失重大並被迫向邊境節節撤退，南方義大利戰場更因為義大利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九月投降並脫離軸心陣營而使戰況陷入膠著 (Salewski, 1995: 8-9; Padfield, 1999: 388-389)。來自各線戰場的壓力，迫使德國儘可能的運用有限的資源加強防衛僅存的西部戰線，以防止盟軍自西歐登陸入侵，造成德國三面受困的絕境。因此西線防衛的成敗對希特勒政權的繼絕存亡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事實上，為回應史達林(Josef Stalin)的要求 ──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聯在東線單獨對抗德軍之壓力，英、美於一九四三年「卡薩布蘭加」會議 (Casablanca Conference, Jan. 14-25) 中，就開始討論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可能性。歷經同年五月 (11-26)「三叉戟」會議 (Trident Conference) 與八月 (17-24)「魁北克」會議 (Quebec Conference)，於一九四三年底「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 Nov. 28-Dec. 1) 中，美、英、蘇確立次年五月，對德軍占領下法國發動陸海空三棲突擊的「大君主作戰」(Operation Overlord)，同時蘇軍並配合從東線發動攻勢，共同夾擊德軍 (Hillgruber, 1977: 332-350;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02-506)。
根據盟軍作戰計畫(備註1) 將先使用3個空降師進行突擊作戰，以掩護諾曼第登陸地區側翼，接著第一梯隊攻擊兵力的4個軍，共6個師分別於法國諾曼第海岸地區5處灘岸登陸。(備註2) 俟登陸成功並突破德軍海岸防線後，則分兵朝東向瑟堡 (Cherbourg) 及不列塔尼 (Brit-tany) 半島方向進攻，以取得各海港及機場作為後續作戰的補給根據地。當前述目標完成之後，再使用左翼英國第二軍團在康城 (Caen) 地區中作威脅性的突破，以吸引德軍預備隊。一旦牽制住德軍主力於康城地區之後，美國第一軍團和後續登陸的第三軍團，即在西面右翼上實行突破，一直向南推進到羅亞爾河 (Loire)上，以攫取足夠的作戰空間。最後全部作戰正面以康城為樞軸而逆時鐘旋轉，使右翼美軍向東轉進達到塞納河 (Seine) 上直趨巴黎，最終目標是朝向德國重工業中心魯爾 (Ruhr) 地區進攻，以求徹底摧毀德國賴以進行戰爭的神經中樞，為結束歐洲戰事奠定勝基。
本文主要利用戰時德國國防軍總部戰爭日誌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以下簡稱KTB/OKW)、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希特勒作戰訓令以及歷史檔案彙編等史料，(備註3) 從軍事史觀點分析一九四四年諾曼第登陸前後，德國對於防衛攸關最後戰爭勝負之盟軍登陸的軍事計畫與作為、戰役期間作戰指導的實際缺失，並檢視德軍防衛作戰失敗的結構性因素及其對德國在大戰末期歐洲軍事作戰以及最後趨向軍事失敗的影響。(備註4)

貳、登陸戰前德國西線戰場的防衛計畫與兵力部署

對德國的戰爭前景而言，一九四二年是極具關鍵性的一年，因為美國的參戰以及蘇聯要求開闢「第二戰場」均對德國的西方戰略態勢形成極大的壓力。針對此，德國開始積極構築所謂的「大西洋長城」(Atlantikwall)——沿著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海岸，總計約2,700餘公里海岸線構築的防禦工事。可是直迄一九四三年，除了主要港口和加萊 (Calais) 地區以外，其餘的地區並未構築永久性的防禦工事。同時希特勒更命令荷蘭至西班牙邊境的海岸線據點保持戰備警戒，顯然一九四二年英軍突擊法境聖納薩 (St. Nazaire, Mar. 26-28) 德國海軍基地以及英國及加拿大的突擊隊對法國西北海岸第厄普港 (Dieppe, Aug. 18-19) 的突擊行動令他十分不安。(備註5)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盟軍登陸法屬北非後三天，希特勒更命令執行「安東」(Anton) 計畫——以德軍進占法國維琪政府 (Vichy) 轄區 (Die Berich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88: 307-308)，以免南翼暴露於敵人威脅之下。不過，這項行動卻使德軍西線的防區額外增加了四百公里的瀕地中海海岸防線。
隨著義大利投降 (1943, Sept.)，德方研判盟軍即將於一九四四年春季或夏季間進行越過英法海峽的入侵行動。而德國方面擔負實際防衛盟軍入侵任務的是於一九四二年三月間被任命為西線總司令的倫德斯特 (Gerd von Rundstedt) 元帥，其轄區包括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全境。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希特勒頒布「第五十一號訓令」作為未來西線戰場防衛作戰方針的基礎，其中他曾明白指出西方日益增大的侵入威脅，並強調法國對德國繼續進行戰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此決定增強西部防線的戰備。(備註6)同時希特勒在訓令中強調在戰術運用上「一俟盟軍登陸上岸，應立即發動反擊以阻止其灘岸陣地的擴張並將其驅之入海」。(備註7)依據訓令中所反映出的戰術思想，德國防衛作戰是以主動的攻勢作為，以擊潰敵人於灘岸為最高原則。而欲有效防衛敵人可能的登陸則有賴良好的海岸據點與防禦工事。因此希特勒指示應強固沿海工事並將砲台集中建造在英法海峽最狹處，也是最受威脅的法國西北部海岸線上，尤其是在主要港口以及潛艇基地，德軍均建有各式海岸陣地以及高砲陣地。(備註8)

          事實上，盟軍入侵西歐將帶給德國心理上與戰略上的雙重影響，因為一旦喪失法國戰場不僅意謂著通往德國的門戶洞開，同時軍事上的失利將使業已低沉的國內士氣再遭重擊。再者法國距離德國本土與重工業心臟魯爾地區最近，而後者更是德國生產作戰物資的主要根據地，因此法國的失陷將比其他任何戰線的崩潰更加危及到德國軍備生產的命脈。根據希特勒的軍事、政治戰略考量，他將西方戰場的軍事勝利視為決定歐洲戰爭勝負的轉捩點，唯有在西方擊敗盟軍攻勢，德國才可能重新獲得戰場主動權，進而迫使英、美退出戰爭或接受和談。易言之，只要能擊潰盟軍登陸，德國就可為自己在外交、戰略運作上贏得更大的空間以及足夠的時間，並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迅速轉移兵力至東方全力應付蘇聯，並對蘇聯攻勢進行長期堅強的抵抗，爭取最後全面的勝利。(備註9)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希特勒任命隆美爾元帥指揮新成立的西線B集團軍，同時視察由北海、英吉利海峽直至大西洋沿岸海岸防務。這個視察任務並不受西線總司令節制，其主要目的在於監察西線戰場的全盤防務並對反擊敵人登陸的作戰方式提出具體建議。(備註10) 在該年底呈希特勒的報告中，隆美爾研判敵軍登陸作戰的焦點極有可能是指向法國西北部海岸地區 (Hart, 1978: 574)。

一九四四年元月十五日，B集團軍司令部正式成立，並負責指揮位於荷比盧三國以及法國西、北部的第七及第十五軍團 (防區參見附圖1)。雖然隆美爾在指揮系統中係處於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之下，但實際上，希特勒卻賦予隆美爾執行強化西線防務的責任，並對其直接負責。而自五月初，西線另行成立G集團軍歸由布拉斯考維茲 (Johannes Blaskowitz) 將軍統轄，負責法國南部地中海地區的防務之後，(備註11)隆美爾轄下部隊便成為西線德軍中對抗盟軍入侵的主要兵力。

在一九四四年的前六個月中，隆美爾在加強戰備方面所做的努力遠超過去二年之總和，包括將敷設於法國北部海岸防衛地帶的地雷數量增加三倍，達到5,000,000-6,000,000枚、加強前置防線中要塞、防衛據點及部隊防禦工事之結構、重新調整重要單位的戍守地區以及設置各式陷阱、海中障礙與海岸障礙物於盟軍可能入侵的途徑上，目的在增加盟軍登陸的困難性並同時減低其奇襲功效。(備註12) 不過，由於時間不足、缺乏勞力以及缺乏水泥與其他材料，隆美爾加強戰備的努力還是無法將 「大西洋長城」補強到令他滿意的地步，使其發揮岸邊阻止盟軍登陸之效力。(備註13)

雖然先前隆美爾認為盟軍登陸的地點可能是指向法國西北部海岸地區 (第十五軍團防區)，但他以後卻也將注意力轉移到了諾曼第地區，這可能是受了希特勒的影響，在少數認為敵人可能在該地區登陸的德方高層決策人士當中，希特勒也是一個。其結果是增強了賽納灣沿岸中的海防，例如：建築了混凝土的工事，加設了雷陣和鐵絲網，灘岸上加建了戰防障礙物和水底障礙物。在卡倫坦 (Carentan) 河口邊緣上的沼澤地區中，以決堤造成泛濫地。不過，雖然希特勒本人在幾個月前曾指出，盟軍侵入的地點可能會在諾曼第。但是負西線主要防衛重責的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兩人卻依然確信，登陸的重點地段應在法國西北部海岸的加萊地區，因為加萊地區是距離德國工業心臟魯爾區最近的地點。同時海軍亦認為諾曼第地區因海流和岩礁關係，不太可能成為敵人登陸地點，因此經希氏批准，西線在此地區集結了較強大的十五軍團作為防衛兵力 (Ose, 1985: 89)。

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季中，西線總部所指揮的兵力共有2個集團軍和1個西線裝甲兵團，其所轄主要單位如下 (詳見附表2)：
B集團軍，統轄35個師，主要分屬2個軍團，部署從比利時至法國不列塔尼半島之間廣闊的海岸線上，主要負責法國西部海岸防衛。其中第十五軍團，兵力共4個軍18個師，防地介於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en) 與法國奧恩河 (Orne) 之間；第七軍團，兵力共4個軍14個師，配置在法境奧恩河與羅亞爾河之間，其中有一師戍守於英法海峽中「海峽列島」(Kanalinseln) 上。集團軍另直轄第八十八軍，兵力3個師駐防荷蘭。(備註14)

G集團軍，下轄第一和第十九兩個軍團，總計13個師。前者轄2個軍5個師，防守羅亞爾河至庇里牛斯山脈 (Pyrennes) 之間—即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地區；後者轄2個軍8個師，駐守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 (Hart, 1979: 233)。
西線裝甲兵團，一九四四年一月成立，主要負責西線10個裝甲師及裝甲步兵師的行政、訓練與後勤支援，15 對各裝甲師並不具實際指揮權。(備註16)

德軍雖在西線集結遠較盟軍登陸部隊強大的兵力，不過僅以師數量為衡量雙方實際戰力標準並非客觀方法，若計算戰鬥部隊人數以及裝備 (見附表4) 則為一種比較接近事實的方式。一九四四年德軍戍守在西線之陸軍師依其性質與編裝分為兩類：一為步兵師，其編制為每師下轄3個步兵團 (各轄2營)、1個砲兵團 (轄3營)、反裝甲營、工兵營、警衛營、預備營各一以及師後勤及直屬部隊；一為守備師，固守在海岸線上的某地區，專責海岸防衛及部隊訓練，大都成立於一九四○年占領法國以後。並由後備兵力組成，戰鬥力不及步兵師，其編制為每師下轄2個步兵團 (各轄2營)、1個砲兵團 (轄3營)、預備營、反裝甲連、工兵連各一，師後勤及直屬部隊。 (備註17)

              除陸軍各師外，另有隸屬空軍地面部隊的傘兵師，其編制除每師有3個各轄3營的步兵團外，餘類同陸軍步兵師。傘兵師不僅在人員數量方面較陸軍步兵師多，由於其兵員年齡層低，武器與訓練均佳，在質量方面也更為優良，每師總兵力約在16,000人左右 (U. S. War Department, 1995: 108)。

     不過，防守西線的德軍各步兵師，除了編制人數並無一定標準，(備註18) 而且大多數兵員不足額。另外在成員素質上亦逐年下降，多數為訓練、經驗不足的士兵，尤其平均年齡偏高。(備註19) 甚至普遍的配屬東方部隊 (Osttruppe, 蘇聯的少數民族組成) 於各單位以為補強。(備註20) 而在機動力方面，與英美盟軍擁有完全機械牽引火砲及運輸工具的機械化步兵師相較，德軍步兵師大多數仍是以配備馬匹牽引火砲及運輸工具為主。(備註21) 由於缺乏足夠的機械運輸載具，德軍步兵師根本談不上戰場機動力，即使裝甲及機械化步兵師亦缺乏足夠裝備與訓練。(備註22) 因此，從戰術角度觀察，德軍在西線部署的防禦部隊，其戰力很難符合一般反登陸作戰計畫中要求的標準。
至一九四四年六月為止，德軍在西線總共部署58個師的防衛兵力，其中具有戰鬥經驗的步兵師僅占少數，大部分是缺乏訓練與作戰經驗的守備師 (33個守備師，15個步兵師，10個裝甲師)。(備註23)其中除了10個裝甲師外，38個師部署在海岸線上，而另10個師則位置在戰線後方 (Guderian, 1998: 300)，防守自荷蘭、比利時蜿蜒至於法國大西洋以至地中海，長達三千餘公里的海岸線。而部署在荷蘭、比利時境內有8個師，另有17個師分布在法國南部。沿著三百餘公里的諾曼第地區沿岸，只有6個師 (4個是守備師)，其中3個師戍守在柯騰丁 (Cotentin) 半島之西部——即瑟堡地區，另外兩個師駐防介於維爾河與奧恩河之間六十四公里的海岸線 (正值盟軍登陸灘頭地區)，另外一師則位於奧恩河東側。(備註24)據西線總部參謀長布魯門提特 (Günther Blumentritt) 將軍的說法「德軍的部署態勢，正確描述應為保護海岸而不是防衛入侵」(Hart, 1979: 238)。正因為德軍採取沿海岸線布防戰略，形成「備多而力分」，兵力分散反而不能發揮集中優勢。
而裝甲機動力方面，整個諾曼第地區也只有1個裝甲師 (第二十一裝甲師) 可用於反擊敵人登陸。雖然隆美爾轄有3個裝甲師，並且在緊急狀況之下可彼此支援，但另外兩師均遠在塞納河東側，在缺乏空中掩護與交通條件惡劣的情形之下，能及時馳援戰鬥地區之機會微乎其微。而從當時德軍裝甲師平均的戰車數量不過只及美國或英國裝甲師所擁有的三分之一來看，(備註25) 反擊規模龐大的盟軍登陸戰，德軍所能掌握的機動兵力是如何薄弱 (Hart, 1979: 240)。

空軍方面，德軍第三航空司令部雖位於西線防區，不過卻直接受空軍總司令戈林 (Hermann Göring) 指揮。其轄下共有815架各式飛機，而飛機堪用率僅為50%，亦即只有半數左右的飛機適合作戰。(備註26) 而德國在海峽地區的海軍兵力計有：100艘左右各式潛艇、8艘驅逐艦和大型魚雷艇、5艘小型魚雷艇、34艘魚雷快艇以及262艘掃雷艇與巡邏艇。(備註27) 雖然岸上配置有海軍砲台，但海軍並未擁有自己的偵察飛機，得以實施海峽偵蒐。毫無疑問以這樣的海、空軍兵力與裝備是很難對即將發起的盟軍入侵作有效的防禦。(備註28) 因此，比較雙方的三軍戰力，理論上盟軍在英國已經集結了足夠的兵力，在掌握絕對海空優勢條件下，幾乎可以對任何他們選定的目標進行攻擊並形成局部優勢。

事實上，由於大西洋海岸線太長以及缺乏足夠的物資與兵員，所謂的「大西洋長城」，遠不如宣傳中那樣強固 (Guderian, 1998: 297)。直到隆美爾就任B集團軍司令，才開始加速補強海岸工事與反登陸障礙等措施。即令如此，在重要的海岸防禦地區，防守兵力與德軍當時可用的兵力亦不相稱，何況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都部署的相當分散，每師的防禦正面過寬。以諾曼第地區防衛美軍登陸要衝的三五二師步兵為例，該師防禦正面高達五十七公里，而防衛英軍及加拿大軍登陸方面的七一六守備師，其防禦正面亦寬達四十公里，均遠超過一個正規師所能有效防衛——約十公里正面的能力之外。因此，依賴這些部隊有效防守綿長的海岸線顯然是力有未逮。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駐防於西線的裝甲師大多是久歷戎行並具有豐富東線蘇聯戰場作戰經驗的部隊。其中陸軍第二、九、十一3個師以及第一SS、第二SS 2個師均為參加一九四三年「衛城作戰」(Operation Zitadelle) 後，於一九四三年秋冬之際從蘇聯前線調至法國各地整補訓練。(備註29) 第一一六裝甲師雖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始於法國組建，但其前身為在蘇聯作戰經年的第十六裝甲步兵師。第二十一裝甲師則自一九四一年起就轉戰北非戰場，一九四三年五月始遭盟軍擊滅，同年七月於法國重建。比較新的部隊只有裝甲教導師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於波茲坦 [ Potsdam] 成立)、第十二SS裝甲師 (一九四三年七月成立) 以及第十七SS裝甲步兵師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備註30)不過，在西線裝甲師的數量雖眾，但他們畢竟多是轉戰經年，戰力損耗的部隊 (Speidel, 1949: 196)，即使經過整建，在裝備補給方面仍是相當缺乏，尤其是戰車方面的實力明顯不足。(備註31)

除了裝甲師多具東線戰場作戰經驗外，西線德方高級將領中，除了隆美爾及其轄下第七軍團司令多爾曼 (Friedrich Dollmann) 從未在蘇聯前線服務過，其餘如倫德斯特、第十五軍團司令薩爾穆特 (Hans von Salmuth)、裝甲兵團司令史維本堡 (Geyr von Schwep-penburg) 等人均是轉戰蘇聯戰場經年的高階部隊指揮官。蘇聯戰場經驗對他們的戰術思想與作為影響深遠，由於他們尚未見識過盟軍在北非以及義大利戰場上所展現的海空優勢，因此他們所了解的戰爭型態侷限於二度空間，而未能充分理解制空權在現代化戰爭中的重要性。由於所經歷的戰場條件完全迥異，對於現代海空軍優勢以及三軍聯合整體作戰力量所帶來的衝擊，顯然隆美爾要比其他西線戰場的將領在實際作戰上具有更多的經驗。

毫無疑問，希特勒指派隆美爾負責從荷蘭至法國羅亞爾河河口的海岸防務，正是考慮敵軍可能會對該地發動大規模的兩棲作戰。德軍的作戰方針是以擊滅敵人於灘岸為最高原則，對已登陸或突破的敵軍，則依海岸永久工事及縱深據點拘束阻擊，並配合機動部隊之適時集中轉用，徹底殲滅敵人於預想地區。不過，自一開始隆美爾與他的直屬長官倫德斯特，在防衛盟軍登陸的戰術運用上見解紛歧。隆美爾主張所有的部隊——包括裝甲部隊，必須要在盟軍發動登陸四十八小時內立刻投入戰場掃蕩敵軍，否則在盟國空軍轟炸之下，德軍地面部隊將不會再有自由機動的機會 (Harrison, 1951: 253)。但倫德斯特卻認為敵人的灘岸陣地，應該交由一支以裝甲部隊為主的預備隊來肅清，倫德斯特的作戰指導方式是集中裝甲部隊並在確定敵人登陸後再尋求決定性的會戰。(備註32)
           
           關於倫德斯特與隆美爾之間對反登陸作戰與裝甲預備隊配置問題的辯論其來有自，因為從一九四一年起，希特勒即早已決定應在灘岸上就把登陸的敵軍擊退。隆美爾的意見大致與希特勒相同，按隆美爾的海岸防衛計畫來看，主要的戰場，應該是在灘岸，海岸線也就是主抵抗線。(備註33)因此他採取堅固陣地為基礎之靜態防禦，亦即戰術作戰層面重於戰略運動，力求守住陣地而非去計畫一場大型運動殲滅戰，因此加強陣地防衛力量之重要性要高於提升打擊力量。戍守灘岸的步兵其主要任務在於儘量遲滯敵人建立穩固的灘頭堡，並爭取時間以利從其他地區調來裝甲部隊支援，並對已登陸的敵軍進行決定性的反擊。

          與此相對，倫德斯特則秉持傳統的觀念，即控制一支強大而具機動性的戰略預備隊──裝甲部隊，並且認為在登陸日初期很難確知敵人真正的攻擊意圖與重心，因此主張等到確定盟軍的主要攻擊目標時再利用裝甲部隊發動一場典型的突穿 (breakthrough) 攻勢，摧毀其灘岸陣地，以期徹底擊敗盟軍。不過，隆美爾認為以盟軍所擁有的空中優勢而言，此一戰略預備隊根本難以迅速開赴前線。隆美爾根據在北非與盟軍作戰的經驗，確信由於敵軍享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在所有主要橋樑以及道路將遭炸毀的情況下，德軍在白天裡將毫無戰場運動的可能性，即令是在夜間，裝甲部隊的行動也都非常困難。(備註34)並且在即將來臨的登陸戰中，預期敵軍將使用數倍於北非作戰時的空中武力，其對德軍在法境作戰調度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將遠非德軍在北非沙漠作戰時所能比擬。因此他主張除了用重兵駐守海岸線以外，更要求預備部隊——尤其是裝甲師，應配置在海岸防衛線附近，使得步兵在遭受攻擊時能立即獲得裝甲部隊的支援。證諸事後戰局的發展，他這種見解似乎是很正確的。然而倫德斯特在裝甲部隊總監 (Generalinspekteur der Panzertruppe) 古德利安和裝甲兵團司令史維本堡兩人的支持下，(備註35)堅持完全不同的一個意見。事實上，有關西線防衛問題，倫德斯特、古德利安與史維本堡三人均同意，由於敵人擁有海空軍絕對優勢，使得防衛工作日形艱困，特別是盟軍的空中優勢對德軍所有軍隊調動影響最劇，以至於他們只能利用在夜間快速集結部隊。並且認為防衛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建立一支由裝甲師及裝甲步兵師所構成的預備部隊，並將其部署於離海岸防線遠距離的後方，以利規避敵人於登陸初期對灘岸陣地大規模的空中轟炸與艦艇砲擊。俟認清敵人主攻地點後，迅速實施機動反擊。(備註36)易言之，他們認為除非已確知敵軍在何地登陸，否則事先將預備部隊調至海岸附近的配置，則可能正好把預備部隊放在錯誤的地方。(備註37)

      對於如何配置裝甲預備部隊的論辯突顯出德軍高層對防衛西線策略上的歧異。這個歧異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希特勒以一個折衷方案始告解決。他同意撥給隆美爾的B集團軍3個裝甲師，另將3個裝甲師交由新設立的G集團軍，他本人則控制4個裝甲師擔任總預備隊。(備註38) 在希特勒的折衷方案中，一方面組成了一支裝甲預備兵力置於海岸防禦線後方位置，以期能在確定盟軍主力位置時立刻予以打擊。但是卻規定裝甲部隊參加作戰的時機，必須等候他的命令，不允許西線總部擅自運用。(備註39)另一方面同意隆美爾將其部隊部署在盟軍可能的攻擊發起點海岸附近。此外，從這事件處理方式上，亦不難看出德軍高層指揮系統中的致命弱點，就是希特勒不斷的侵犯倫德斯特的職權。他不僅自己控制了裝甲預備隊，同時也習慣直接下命令給倫德斯特的下屬隆美爾，甚至在盟軍登陸後西線總部都未能擁有統一的指揮權限。

參、諾曼第登陸戰期間德國作戰指導與戰局演變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盟軍在各戰線都加強對德軍的攻勢，除了盟軍的空中攻擊持續對德國各大城市及交通路線轟炸，三月間美國空軍更首次對柏林實施日間轟炸 (Krause, 1997: 29-30)。在南線義大利戰場，德軍亦被迫不斷北撤，六月四日，盟軍進入羅馬，這也是第一座從德國人手中收復的歐洲國家首都。
正如希特勒的預見，戰爭的決定性戰場不在義大利，而是在法國。(備註40)希特勒於三月二十日論及盟軍未來的登陸作戰時曾指出：「擊毀敵人的登陸企圖，其意義不僅是在西線方面能獲致一次局部性的解決，更重要的，它是整個戰爭中唯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一戰役足以決定整個國家的生死命運」(Rommel, 1982: 466)。
而自一九四四年初「大君主作戰」定案後，四月中盟軍決定戰略轟炸將以法國境內運輸和鐵路交通線為第一優先目標。(備註41)自五月二十一日起，盟軍空軍更是密集攻擊法國境內鐵路交通，包括炸毀調車廠、火車頭及車廂。至六月初，德軍的鐵公路運輸系統雖然未曾達到盟軍所預期般崩潰的程度，不過，法境內鐵路運輸能量較原先銳減62% (Willmott, 1989: 355)，二千個火車頭只餘五百個堪用。(備註42)
而法國北部地區鐵路輸送量則更是遽降到先前的25%。像「大西洋長城」的海岸工事構築工作，也因為材料缺乏與運輸困難而不得不減緩下來。估計至六月六日，盟軍總共投下67,000噸炸彈轟炸鐵路運輸系統 (Harrison, 1951: 227; Hart, 1979: 241)。

此外距預定登陸地點方圓一百五十公里內的德軍空軍機場，亦是盟軍空軍轟炸的主要目標。而為了阻絕諾曼第登陸作戰地區，以及阻止部署於塞納河北邊的第十五軍團在登陸日後將兵力轉移至諾曼第，盟軍除了對目標區採取持續飽和轟炸，並將塞納河上12座鐵路橋樑及14座公路橋樑全部予以轟炸破壞。(備註43) 這項癱瘓交通運輸系統的作戰，雖然有冒著暴露盟軍將在諾曼第地區登陸意圖的危險，但是卻更有利於先期隔絕孤立諾曼第戰場，使得德軍未來在諾曼第地區的軍事調動益形困難 (Murray, 1992: 93; Rostow, 1997:65-66)。此外，為轉移德軍注意力，英美空軍每一次向諾曼第地區空中轟炸時，都同時在加萊地區作兩次攻擊以為掩蔽，其目的是要讓德方相信，加萊地區才是盟軍進入歐陸的捷徑，也是最有可能成為盟軍進攻路線以及攻擊主力所在 (Millett & Maslowski, 1994: 467; Gruchmann, 1995: 305)。
橫渡英法海峽的入侵戰，始於盟軍光復羅馬兩天後的六月六日午夜過後不久 (凌晨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之間)。(備註44)盟軍首先使用空降及空運部隊，至拂曉之際，在空軍轟炸與海軍艦砲掩護下共6師約160,000人、20,000部戰車及各式車輛所組成的主要兵力由海面上搶灘登陸。(備註45)英美首批登陸部隊使用了超過4,000艘駁船、拖輪和登陸艦艇，另有1,200餘艘軍艦，包括7艘主力艦、23艘巡洋艦與105艘驅逐艦為他們護航、掃雷和轟擊岸防工事 (Hümmelchen, 1996: 169; Bekker, 1999: 180)。此外，艾森豪所支配約7,500架飛機用於直接支援登陸部隊，情況緊急時還可以隨時調用當時從事轟炸德國任務的另外3,500架轟炸機來支援地面部隊 (Fuller, 1987, III: 492)，這些事實均說明了盟軍登陸作戰時所支配兵力的巨大規模。

德軍情報單位雖於登陸前晚 (五日) 截獲盟軍發給法國反抗軍的電文，破譯後研判盟軍即將入侵的可能性大增，十五軍團曾通令部隊進入戒備狀態。(備註46) 然而直至盟軍空降部隊實施突擊作戰，由於戰場距離間隔加上缺乏充分的情報，德方高層指揮部無法正確判斷，此空降行動是否即為盟軍大規模登陸戰之前兆。凌晨三時西線總部與B集團軍司令部根據狀況判斷，仍不認為盟軍的空降行動是一次大規模的作戰，因此僅下令海岸守備部隊加強戒備，就地抵抗入侵的空降部隊 (Sakkers, 1998: 224-225)。而負責守備諾曼第地區的主力部隊第七軍團，則遲至凌晨四時始發出戰備命令 (Hart, 1979: 243; Sakkers, 1998: 226)。

由於無法判斷這次空降突擊的規模以及盟軍進攻的態勢，因此B集團軍司令部甚至認為沒有立即通知已返國述職的總司令隆美爾的必要 (Ryan, 1976: 169)，事實上隆美爾本人直到登陸日上午七時半始被告知前線情勢 (Sakkers, 1998: 261)。清晨五時，由於空中轟炸持續增強，西線總部才歸納出大規模攻擊的結論，並立即向國防軍總部申請調動裝甲預備隊 (Sakkers, 1998: 237)。事實上，鑒於戰場情報資料缺乏，當時無人能正確判斷盟軍登陸攻擊的範圍與兵力大小，亦無法肯定這是主攻的一部，或者僅是牽制攻擊。國防軍總部甚至不認為情況嚴重到必須使用裝甲預備隊，並判斷盟軍登陸可能只是一種牽制攻擊，因此拒絕西線總部動用裝甲預備隊之要求 (Hart, 1979: 243; Sakkers, 1998: 287)。

希特勒本人則是在上午十時左右在德奧邊界上薩爾茲堡 (Obersalzberg) 地區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的行館，得知盟軍已於諾曼第登陸之消息。剛開始他顯然並不憂慮，反倒信心滿滿的期待藉此機會將「自投羅網的英美盟軍，一網打盡」，(備註47) 因此並未下令採取任何特別處置。事實上，希特勒以及他的高級將領們多少懷疑盟軍主攻方向是在諾曼第，因為在作戰前夕盟軍採取了系列的佯攻行動，包括在英格蘭東南部大量展開無線電活動，均使德軍誤判那裡集結了大量的部隊。因此主觀相信盟軍的主攻路線，應經由英格蘭東南部最短航線在法國的加萊海岸登陸，(備註48) 而那也是德軍岸防工事最堅強的地區。其實德方一直無法正確辨識何處究竟是盟軍佯攻，或是更重要的主攻方向，(備註49) 主要原因在於德軍的空中劣勢使他們自一九四四年以來一直無法對英國南部海岸港口進行有效的空中偵察並蒐集有價值的情報，否則應能預先洞察對方意圖，而將兵力集中在諾曼第地區 (Speidel, 1949: 56; Wegmüller, 1986: 98)。

         其時倫德斯特試圖集結其預備部隊——命令第十二SS裝甲師 (距灘岸120公里) 移防至離諾曼第二十四公里的利索 (Lisieux)，並申請動用總預備隊，一俟國防軍總部解除總預備隊之管制，即準備向英加部隊的灘岸發起攻擊。(備註50) 不過由於對敵方作戰企圖不明以及守備奧瑪哈海灘的德軍三五二師對遲滯美軍登陸行動以及造成美軍慘重傷亡等局部防衛成功，(備註51) 均導致德軍高層指揮部中的樂觀氣氛，認為盟軍將很快遭受肅清 (Reuth, 1992, V: 2051-2052)。因此總預備隊中的裝甲教導師 (距灘岸150公里) 以及第十二 SS裝甲師參加戰鬥的命令，在午後二時半方才發出 (Ruge, 1979: 173; Sakkers, 1998: 311)，並嚴格規定必須在當天入暮以前將登陸的敵軍消滅，此時距離盟軍發起登陸戰已八個小時了。

不過當隆美爾於當晚返抵司令部，並試圖摧毀盟軍的立足點時，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兩人依然堅持這只是盟軍的一次牽制攻擊，其目的是為了掩護隨後在加萊方面的主登陸作戰行動。他們這種信念除了受登陸戰稍後艾森豪與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有關侵入戰所作聲明的影響外，(備註52)主要是受下述兩種軍事判斷所強化：一方面對於盟軍在英國的兵力作了過高的估計 (Hart, 1979: 242)，另一方面，依照他們主觀的判斷，盟軍登陸地點應選在塞納河以北的地區，因為如此大規模的跨海登陸作戰困難度極高，所以登陸地點選在與部隊登船港口愈近，風險就愈小。同時登陸部隊也比較容易獲得空中掩護與支援 (Hart, 1979: 236; Guderian, 1998: 300)，採取這條路線顯然是較符合戰術的原則。
顯然，德軍指揮高層這種對盟軍戰略計畫與戰術意圖先入為主的主觀成見，多出自於理論上的判斷而較缺乏事實的分析。這種趨勢又受到盟軍無線電欺敵行動影響所強化，而導致對原來情報判斷與戰術部署愈益依賴。(備註53)實際上，德國陸軍總部早於一九四四年春季，就已發現敵人將其精銳兵力由義大利戰場逐次調回英國，並在英國南部港口集結大量船艦。同時盟國空軍開始加緊轟炸法國境內交通線以及加強法國反抗軍的活動，這些徵候，都足以顯示敵人的登陸行動迫在眉睫。然而德方的情報單位卻一直缺乏有關敵方狀況的可靠情報，因此無法對盟軍企圖作正確預判，不僅惑於敵方登陸的時間、地點與兵力規模，同時更對於海峽對岸盟軍所保留的兵力作了過高的估計。(備註54) 另外隆美爾的參謀單位，對敵人本土上所作的一切準備活動，更是缺乏適切的情報。因此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對於敵人準備人工港口以及海底輸油管等設備一事，茫然無所知，(備註55) 仍以為敵人開始登陸時，必先要攫取一處港口。

雖然希特勒自三月起曾指出盟軍登陸諾曼第海岸的可能性，並要求加強該地防禦工事。(備註56) 但他和隆美爾一樣相信，盟軍一定會在海峽兩岸距離最近的加萊地區進行主登陸，因為那裡也是德軍秘密武器V-1 (Vergeltungswaffe) 火箭發射基地所在。(備註57) 希特勒的這種想法又深受盟軍為掩飾登陸企圖所進行的欺敵行動所強化，(備註58) 因此直至七月二十五日他都將第十五軍團主力部隊留置於塞納河北邊，即使德軍已於諾曼第地區陷入劣勢，希氏仍拒絕將具有戰場決定性作用的該軍團兵力增援諾曼第地區，(備註59) 以免削弱用來防備他所相信盟軍即將進行大規模登陸的兵力。

         事實上，對德國人而言，最大的意外並非盟軍在六月初於諾曼第登陸，而是登陸的主要地區竟然是在諾曼第，並且只有在這一地 (Wegmüller, 1986: 223)！而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先鋒部隊中有許多曾參與歷次登陸作戰，其所代表的指標意義，卻為德方情報單位以及指揮高層所忽視，例如：美國第八十二空降師曾參與一九四三年七月西西里戰役以及九月義大利薩來諾 (Salerno) 空降作戰。美國第一與第四步兵師都曾參與一九四三年初北非戰役，前者更參加稍後的西西里戰役，該師可謂最具登陸作戰經驗的美軍部隊。英國第七裝甲師與第五十步兵師亦曾歷經北非艾拉敏 (El-Alamein) 戰役以及西西里戰役。這些登陸部隊久歷陣仗，若謂此次只是扮演欺敵佯攻的角色，著實令人難以置信。

         雖然德軍早有盟軍登陸之心理準備，但當盟軍真正攻擊發起時仍然對德軍造成奇襲的效果。主要是由於德方氣象預測，六月初海象惡劣，並不適於實施大規模的登陸作戰，(備註60) 因此西線總部在戰情報告中甚至不認為「敵人的登陸已迫在眉睫」。(備註61) 而因為氣候惡劣，不僅德國空軍偵察機中止了海峽地區上空的例行偵察飛行，六月五日夜間，海軍甚至停止了在塞納灣中的巡邏偵察任務 (Rommel, 1982: 484)。而塞納灣的布雷工作，則是當敵人登陸之後才匆忙開始進行強化。事實上，海軍方面從未想過要按照隆美爾的計畫在沿海敷設數量龐大的水雷。在他們的作戰優先順序下，實施潛艇作戰要遠比防衛敵人登陸來的重要。因此即使隆美爾不斷要求，但塞納灣仍然遭海軍忽視而未予充分布雷。(備註62)
        
        德國空軍方面，自一九四三年起為應付日益激烈的盟軍對德國本土的空中轟炸攻勢，已採取減少前線兵力，以補強國內防空力量之權宜措施。因此西線的空軍很難維持原有的實力。此外，第三航空司令部自一九四四年初在承受高損耗率的情形下，仍然執行希特勒對英國南岸工業城市以及各海港報復轟炸與布雷的任務 (Neitzel, 1995: 206-207)。但是由於雙方實力眾寡懸殊，德國空軍在損耗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根本無法完成封鎖盟軍補給的任務 (Magen-heimer, 1997: 291-292)。雖然六月七日空軍總部 (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 OKL) 已下令將德國防空方面的戰鬥機單位，轉用到法國戰場，以支援陸軍作戰。(備註63) 但由於盟軍空軍先期轟炸，使法境通信系統陷於癱瘓，指揮上亦產生混亂現象，另外加上原有距海岸附近的機場在轟炸中損壞嚴重，使原本就缺乏足夠補給的德國空軍必須在離登陸灘岸更遙遠的機場起降。因此空軍受到作戰航程的限制，既無法充分支援陸軍，亦無法有效對抗敵人優勢的空軍，反而在作戰時蒙受更重大的損失。(備註64)

        不過，德軍雖遭受奇襲，並不表示他們毫無有效反擊盟軍的機會。西線防衛指揮成功的關鍵在於，國防軍總部所控制的裝甲預備兵力能否即時交由西線總部運用以及賦予該總部戰場指揮全權，可惜從登陸戰一開始，上述兩點就未曾實現 (Guderian, 1998: 299)。

再加上裝甲兵力部署分散，以致盟軍登陸後德軍想集中裝甲兵力實施大部隊機動作戰變為不可能，使得防禦勝利的可能性漸成幻影 (Guderian, 1998: 301)。雖然盟軍登陸的次日，第十二 SS裝甲師之一部便加入在康城地區反擊英軍之行動，六月九日希特勒並下令調第二裝甲師以及第二SS裝甲師 (原屬第十九軍團) 馳援，65 十一日再令第二 SS裝甲軍由蘇聯前線調回法國。(備註66) 但是同時間在塞納河以北，則仍有第一一六裝甲師駐守，該地區也還有7個步兵師駐守在海岸線上，坐等著一個永遠不會成為事實的登陸。(備註67)

          即令德方兵力分布不合理，尤其對裝甲兵力運用原則意見紛歧，造成登陸戰初期德軍指揮作戰的致命傷。但是德軍防衛部隊——尤其是裝甲師仍然能在情勢混沌下進行有組織的反擊，只是傷亡卻日益重大。(備註68) 對於那些曾在東線作戰經年的部隊而言，他們現在所面臨的是一種不同以往的「物資戰」(Materialschlacht) 與「消耗戰」(Abnutzungsschlacht)。(備註69) 面對敵方來自海面上的艦砲轟擊、絕對優勢的空中密集轟炸以及陸上砲兵與機械化步兵，即使在東線時德軍所賴以維繫作戰意志的堅忍、犧牲精神，此時在盟軍不惜物資消耗的作戰方式下，(備註70) 似乎在心理上對他們也發揮不了多少刺激作用了 (Stein, 1978: 200-201; Speer, 1999: 364)。

        對盟軍而言，登陸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先要鞏固一個具有足夠縱深的灘岸陣地，使作戰物資能不受敵方砲火干擾源源輸入，一旦達成這個目的，德方就很難再將盟軍驅逐出境。因此德軍想要擊敗敵人的登陸作戰，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最初幾天，也就是在敵人尚無法大幅擴張他們的灘岸陣地時，迅速將兵力集中在受威脅的登陸點上，發動逆襲攻勢，將敵人消滅。依戰術原則，這是一種正確的作法，因為在敵人登陸的頭幾天，德軍在機動兵力的數量上仍可維持一個局部的優勢。不過倫德斯特與史維本堡對於盟軍的空中優勢，並無深切的體認，無法明瞭在這樣空中優勢之下，對德軍作戰和戰術運用方面，會產生如何嚴重的影響。最明顯的是，盟軍空軍有系統的摧毀了通往諾曼第戰區的聯外道路，而持續的空中攻擊，亦使得裝甲預備部隊在前進途中遭受極大的損失，並遷延數日始能陸續抵達戰場。但是這時候，盟軍大致上已擊潰了德軍海岸防衛兵力，並向內陸擴張，並已在灘岸陣地中建立起補給基地及臨時飛機場。而此時這支在途中已經損耗不少實力的戰略預備部隊才對敵人發起反擊，事實上成功的希望已微乎其微了。(備註71)

            當德軍的反攻失敗之後，倫德斯特及隆美爾旋即認清，德軍已經無法阻止盟軍在灘岸陣地繼續增加兵力，因此要想試圖堅守任何戰線都是希望渺茫的 (Hart, 1978: 576)。隆美爾在六月十二日呈國防軍總部的報告「．．．．敵人增援部隊在強大空軍的掩護下，登陸速度遠超過我們預備隊馳援前線的速度，．．．．我們的海空軍毫無對抗盟軍空中優勢的能力。．．．．敵人空軍掌握深入內陸一百公里以內的制空權，不僅讓我方部隊白天根本無法自由行動，並且也阻斷了所有主要交通線」 (Masson, 1997: 393) 最能反映出這種悲觀的情緒。

            當希特勒於六月十七日在巴黎東北方斯瓦松 (Soissons) 附近馬其瓦 (Margival) 的地下指揮所中召見隆美爾和倫德斯特時，雖然兩人均嘗試使希特勒深入了解當前情況，並一致要求更多的戰場指揮權限，尤其是能自由調動戰略預備隊。同時建議在被封鎖前將滯留柯騰丁半島的守軍和集結在康城附近的裝甲部隊撤出，意即放棄既有防線，然後在盟軍海軍艦砲射程以外的地方重新建立新防線，因為盟軍海軍的艦砲已使各部隊蒙受重大傷亡 (Gruchmann, 1995: 306)。但是希特勒卻拒絕了這些要求，仍堅持絕對不許撤退，並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瑟堡。(備註72) 希特勒同時強調V-1武器對戰爭所具有的決定性影響，(備註73) 但是這種自六月十三日起使用的新兵器並未如倫德斯特與隆美爾所要求的，用來攻擊灘岸盟軍船團或是英國南部的港口，以求破壞敵人的後勤補給線，反被用來攻擊倫敦市區，冀圖破壞英國的國民精神意志。(備註74) 事實上，如能在六月六日登陸當天開始使用這種新武器集中攻擊盟軍的護航艦隊，可能對防衛作戰貢獻較大 (Magenheimer, 1997: 294)。

           事實上，隆美爾當初主張將入侵之敵擊敗於海灘，不讓敵人鞏固任何灘岸陣地的設想，在此時顯然已經辦不到了，因為登陸的盟軍兵力已達600,000人之多，至七月的第一周末時，更增加到1,000,000人，其中包括13個裝甲師及30個機械化步兵師。此外盟軍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德軍地面部隊在白天幾乎無法進行戰場運動。(備註75) 古德利安在六月二十日呈希特勒的戰況報告中也再次證明了隆美爾對西線德軍處境的悲觀看法：「任何在白天行軍的企圖都是無意義的，滿街上遭擊毀的裝甲車輛即是白天行軍的後果，想將擁有巨大人力、物力的盟軍趕下海已是不可能的事」(Fleischer, 1997: 23)。

          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於貝希特斯加登的指揮部再度召見隆美爾與倫德斯特。希特勒對兩人關於彈性防禦的建議置之不理，再次強調要不惜一切代價固守既有防線，並下達立刻反擊的命令。至此緊要關頭，德方依舊沒有任何具體適應戰場變化的作戰計畫，(備註76)隆美爾與倫德斯特兩人只是毫無希望的遵守希特勒的刻板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康城－阿夫藍士 (Avranches) 之線，防阻盟軍向內陸實施突破。當所有努力遭遇困難而迫使他們不得不向希特勒要求採取有限度的撤退時，希特勒則於七月一日回覆他們：「所有單位都必須固守陣地」(Brown, 1976: 709)，旋即倫德斯特與史維本堡二人均遭免職。(備註77)
     
         正當盟軍於諾曼第集結兵力，準備實施突破之際，東線俄軍方面亦於六月二十二日 (諾曼第登陸後兩週)——德軍攻俄三週年紀念日，發動夏季大攻勢。在出乎德方作戰意料之外——德方原先研判俄軍主攻方向將在德軍防線南翼，不意俄軍攻擊矛頭卻正對防線中段的中央集團軍，(備註78) 一如西線，德軍再次遭受奇襲。七月初，俄軍連續克復明斯克 (Minsk)、維爾那 (Wilna) 等要地，在德軍防線上撕開長達三百五十公里的大缺口。由於希特勒拒絕縮短戰線，以及「死守陣地，不准撤退」的嚴令，造成兵力居於劣勢的德軍逐次被優勢兵力的俄軍各個擊潰。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內，德軍損失28個師，傷亡超過三十萬人，中央集團軍幾遭覆沒，演變成為德國在東線戰場上最大的軍事挫敗 (Fleischer, 1997: 38-40; Guderian, 1998: 303; Overmans, 1999: 277)。德國此時已面臨東線戰場的最大危機，因為和一年前相比，情勢愈形惡化。俄軍的攻勢不僅將戰線向德國方面推進達三百公里之遙，並已迅速朝向東普魯士邊界進逼 (Masson, 1997: 408)。

            面對東西雙方戰場情勢的惡化，以及盟軍物資上的優勢，此時德方高級指揮官中幾乎沒有人再樂觀的相信，仍有將登陸敵軍驅趕入海的機會。相反的，時間很快的就能證明，盟軍將突破德軍防線並向法國內陸挺進。面對這種軍事情勢演變，即使是長期受希特勒信任的隆美爾也不得不向其指出尋求軍事手段以外方式解決戰爭的必要性，在七月十五日呈元首的報告中，他指出：諾曼第前線的戰況日益惡劣，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嚴重的危機，敵人不惜使用大量的物資——尤其是砲兵與戰車方面——同時他們更具有絕對的制空權，因此我方的傷亡率非常的高，每個師的戰鬥力量都在迅速的減弱，從國內補充來的兵員，由於運輸上的困難，要遲至幾星期後始能抵達。．．．．傷亡總數已達97,000人 (其中軍官2,360人) ——平均每天損失2,500-3,000人之數——而截至目前，補充總數只有10,000名，其中又只有6,000人實際上到達了第一線。物資上的損失亦同樣巨大，而補充的數量卻遠不敷所需，以戰車為例，損失達225輛，但一共只補充了17輛。
．．．．敵人無視物資消耗的作戰方式，即令最驍勇的部隊，最後人員、裝備也終將逐漸的消耗殆盡。⋯⋯由於敵人不論人員或裝備日日均獲加強，而我方卻不見有力的增援，又無可掌握之裝甲預備兵力，空軍更無力切斷敵人補給，因此戰爭壓力愈趨重大，可預見的未來，敵人將突破我方防線，長驅直入。．．．．轄下部隊在各地均英勇奮戰，然而此種不平等的戰爭似乎已至盡頭，我認為我以集團軍司令的身份有必要將此情況說明清楚，並請您從此情勢中迅速做出結論。(備註79)

            顯然在德國未能成功抵擋英美入侵，並因德軍防禦力量每下愈況之際——儘管隆美爾努力企圖增強兵力，可是盟軍不斷攻擊所造成各單位在數量上的消耗卻日益增多，結果使德方人員裝備損失極為慘重——隆美爾已體認戰爭已無勝算，繼續抵抗是毫無意義且毫無必要，並且終將導致整個德國毀於戰火。
而此時德國內部也正處於政治上的危機，由於七月二十日軍方謀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隨後的鎮壓整肅不僅影響陸軍內部的士氣 (Hoffmann, 1998: 70-95)，而由於西線高級將領亦牽涉其中，使得前線將領產生自危心理，更加深軍事指揮上的癱瘓。而此時在諾曼第戰場方面，盟軍的下一目標已相當明顯，就是從登陸灘岸向柯騰丁半島方向突破，以攫取對盟軍補給後勤作業至關緊要的港口——瑟堡。七月二十五日美軍發動代號「眼鏡蛇」(Cobra) 的攻勢作戰，(備註80)以6個師為前導，企圖向南衝開德軍防衛圈，打通朝向不列塔尼半島的門戶。而德方卻仍集中兵力在盟軍登陸陣地的左翼——即康城地區。在德方的主觀想法中，英國與加拿大軍隊在作戰態勢上是較美軍對德國更具威脅，因為康城位於塞納河南岸，居通往巴黎交通樞紐地位，盟軍一旦攻占此地區，即打通前往巴黎的捷徑。而在德國人眼中，缺乏作戰經驗的美軍在登陸當天已於奧瑪哈海灘遭受重大損失，只需較少部隊即可予以遏阻。因此，德國在西線的裝甲兵力，幾乎全部部署在康城以北英、加軍隊的弧形陣線上。而英軍為配合美軍行動，同時在康城地區發動的攻勢並不在奪取康城並一鼓作氣直趨巴黎，而僅在牽制德軍兵力並掩護美軍在右翼的突破 (Zentner, 1994: 345)。正由於對盟軍戰略企圖的誤判，導致德軍7個裝甲師在康城地區遭英軍及加拿大部隊牽制，(備註81)因此美軍並未遭遇激烈抵抗，即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右翼成功突破德軍防線，攻占戰略要地阿夫藍士 (Patton, 1996: 492)。美軍的突破，意謂諾曼第戰場膠著局面的終結，並為盟軍實施後續機動迂迴作戰贏得了廣大的內陸運動空間。(備註82) 此後，巴頓將軍第三軍團的裝甲部隊一部橫越不列塔尼地區，另部朝東迴旋側擊德軍防線，德軍已無力作有效的反擊。(備註83) 至此諾曼第之戰勝負已判，德軍步兵對盟軍攻擊已無法作出有效抵抗，只剩下過度使用並已遭重擊的裝甲部隊尚有餘力與盟軍繼續周旋戰鬥而已。(備註84)

         為配合北部的作戰，以利南北夾擊德軍，八月十五日盟軍更發動原代號為「鐵砧」(Anvil) 的「龍」(Dragoon) 作戰，美法聯合兵力 (第六集團軍 Jacob L. Deves中將) 於法國南部坎城 (Cannes) 與土倫 (Toulon) 之間的地中海沿岸登陸。(備註85) 而在長約五百公里的法國地中海沿岸德軍僅配備有7個步兵師 (其中4個為守備師)。由於德軍在法國南部的防衛力量因部隊不斷抽調到諾曼第方面增援 (尤其是第二SS裝甲師、第十七SS裝甲步兵師以及重砲兵等)，在八月間已經變得十分薄弱。(備註86) 因此盟軍的登陸僅遭遇輕微抵抗，並沿著地中海岸里維拉 (Rivera) 向坎城、尼斯 (Nice) 與義大利邊境推進。另路則沿隆河 (Rhone) 北上，推進亞威農 (Avignon)、里昂 (Lyon)。為免遭盟軍南北夾擊包圍，而使部隊全部殲滅，希特勒於十六日同意法國南部、西南部的G集團軍部隊 (主要是十九軍團) 迅速退向德法邊界(Boog, Krebs, & Vogel, 2001: 597-598)。因此除了土倫與馬賽 (Marseille) 兩地的守軍堅守至月底外，(備註87) 德軍在法國南部已無有組織的抵抗。

            諾曼第方面，由於希特勒死守陣地的戰術運用，以致部隊喪失撤退的時機，八月中德軍於法萊茲 (Falaise) 地區終遭圍殲。(備註88) 至此德軍在塞納河西岸的抵抗結束，巴黎門戶洞開，(備註89) 盟軍於八月二十五日光復巴黎。事實上，西線德軍潰敗已成定局，約50個師被消滅或遭擊潰，其中裝甲兵力損失尤為嚴重，2,200輛戰車及裝甲砲車中遭擊毀1,800輛 (占82%)，(備註90) 傷亡約330,000官兵。(備註91)

          隨著戰局惡化，德軍在西方戰場防線趨向全面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同月底，巴頓的裝甲部隊直趨德法邊區的麥次 (Metz)，距德國西部工業重鎮薩爾區 (Saar) 僅四十餘公里，而離萊茵河岸也不及一百五十公里之遙，通往德國的門戶大開。同時北翼英軍於九月三日攻占比利時首府布魯塞爾 (Brüssel)，德軍被逐出法國、比利時。在東線，俄軍亦於七月中旬起，再次沿著德軍防線全面攻擊南北兩翼，前鋒已逼進波蘭首都華沙 (Warschau) 近郊。巴爾幹方面，八月底九月初，為求避免遭俄軍侵襲，原德國盟邦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亦相繼對德宣戰，德國則喪失了位於羅境，攸關德國軍備生產能力意義重大的普洛斯特 (Ploesti) 油田。(備註92)

肆、德國西線防衛作戰的缺失與檢討
     
            就戰役本身而言，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於諾曼第登陸，是超出希特勒、倫德斯特以及隆美爾的直覺與經驗之外的行動。他們三人都曾預期盟軍會在塞納河以北的加萊地區進行更強大的主登陸，在盟軍的欺敵作戰下，德軍高層一直到七月還對此一看法深信不疑。而盟軍發起攻擊後三個星期，不僅已經鞏固了他們的灘岸陣地並向西朝向柯騰丁半島擴張。六月三十日，美國第七軍攻占了瑟堡，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港灣提供了盟軍在歐陸上後續作戰的補給基礎。(備註93)即令此時諾曼第登陸的規模以及盟軍意圖已很明顯，希特勒遲至六月二十九日仍拒絕讓第十五軍團部隊從加萊地區調往諾曼第，增援那裡處境艱困的守軍。直至七月底，德方意識到盟軍第二次登陸的可能性大減，(備註94) 二十八日始下令調動十五軍團所屬之八十四、三三一兩步兵師以及原屬第一軍團之七○八守備師至諾曼第戰場。隨後軍團預備隊八十九師、一一六裝甲師、三六三師等部隊亦陸續南調。(備註95)

另一方面，德軍的頑抗使英軍直到七月末才攻占康城，使盟軍遲至八月中旬才得以向巴黎挺進。(備註96) 英軍攻擊雖然並不順利，但是卻成功的掩護了美軍的進攻方向，並且由於他們構成的威脅，迫使德軍集結重兵防守康城並牽制了德軍向諾曼第的增援兵力——尤其是裝甲師，使得德方喪失使用預備隊的自由。

              從德國或是盟軍方面來探討，都有若干影響諾曼第登陸成敗的因素。首先是盟軍掌握了海空兩方面的物質絕對優勢，易言之，盟軍侵入戰的成功具體體現在德國海、空軍的軟弱無力上，面對首波登陸時盟軍所支配的龐大船團 (除了登陸、運輸船艦，另外有1,213艘戰艦，其中有7艘主力艦，23艘巡洋艦以及105艘驅逐艦)，德國海軍只擁有少數驅逐艦、魚雷快艇以及潛艇能與之對抗，雖然六月七日晚駐紮在瑟堡及哈佛港的快艇與潛艇部隊曾攻擊盟軍登陸艦隊，但雙方實力眾寡懸殊，在盟軍嚴密反潛防衛下，德軍各式艦艇不僅無法有效攻擊盟軍船團，對於作戰更難以有決定性的影響。(備註97)

而英國空軍更於六月十四、十五日出動325架重轟炸機攻擊哈佛港及布隆尼港的德國海軍基地，摧毀27艘快艇，並於布列斯特港附近擊沉另兩艘驅逐艦，幾乎癱瘓德國西線海軍的作戰能力。(備註98)
         
          而盟軍優勢的空中兵力，從登陸一開始不僅運載空降部隊進入德國防線後方，更藉由空中攻擊造成德方交通及通訊系統癱瘓，使得德軍任何及時向前線增援的行動變得困難重重。在登陸日當天，盟軍空軍曾集中轟炸奧爾河口至柯騰丁半島東岸間的德軍海岸碉堡、工事、砲兵據點、雷達站以及後方補給及運輸路線。登陸最初二十四小時內，盟國空軍總共出動14,674架次飛機執行任務 (損失133架)，而德國空軍只有319架次 (其中包含為躲避盟軍猛烈防空砲火的夜間59架次)，僅占對方2% (Hillgruber & Hümmelchen, 1978: 214-215; Neitzel, 1995: 221-223)，相較之下德國空軍對盟軍作戰根本不構成威脅。實際上，在整個西線的德國空軍兵力原本薄弱，又要負責從荷蘭至法國地中海廣大區域的空中防衛，更顯得力有未逮。(備註99)

           盟軍若非享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則就不可能有機會在海灘建立他們的立足點，雖然海軍艦砲的火力支援也相當重要，兩者均有效的阻絕德軍預備隊的集結與實施反擊，(備註100) 但決定性因素還是空軍的轟炸效力。(備註101) 事實上，盟軍在歐洲大陸享有制空權所帶來的直接利益是使得諾曼第登陸戰在不受德國空軍的干擾下得以順利進行 (Murray, 1992: 92)，在登陸戰前夕，因為盟軍空襲的效果——將 東面塞納河以及南面羅亞爾河上的橋樑大都炸毀之後，使得諾曼第 戰場已變成一個「戰略性的阻絕地區」(strategical isolation zone)，其對德軍戰術行動與補給運輸方面的妨礙均有重大影響 (Hart, 1978: 572)。而登陸當天盟軍大規模的空軍轟炸，不僅將德軍通信體系大部分摧毀、造成指揮系統癱瘓以及使其補給方面受到極嚴重的打擊，同時更徹底削弱了大部分德軍預備隊的機動力並使其戰鬥力遭受重大損害。儘管身處於劇烈空襲與重砲轟炸之下，德軍卻仍能在兵力不足、補給缺乏的情況下，在諾曼第戰場與優勢的盟軍周旋至七月底，顯見其整體戰鬥力尚未瀕臨瓦解。(備註102)

             其次是盟軍的欺敵計畫成功的造成德國軍事高層錯覺，並使之相信登陸地點將在海峽兩岸最狹窄的地區——加萊地區進行。盟軍情報單位藉由虛構了一支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的美國第一集團軍，並透過其偽造軍團、軍與師級部隊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作業，誤導德國情報單位相信盟軍已準備使用這支兵力橫渡海峽進行登陸作戰 (Carell, 1997: 21-22; Ritgen, 1998: 52-53)。同時四月中德國國防軍總部作戰廳錯估盟軍在英國兵力約65個師，五月間又增為70-80個師，六月初陸軍總部主管敵情分析的「西線情報署」(Abt. Fremde Heere West) 更高估為90個師，其中包含16個裝甲師、9個空降師以及22個獨立旅。(備註103) 由於對敵方兵力估計過高，使得希特勒一直不敢動用駐紮在塞納河以北的十五軍團兵力去增援諾曼第地區。(備註104) 至七月中，德方仍相信盟軍將有第二次大規模登陸 (Hart, 1978: 579-582)，此緣由於倫德斯特以及隆美爾對盟軍後援兵力規模的情報誤判，因此認為盟軍在英國東南部仍集結一支強大的兵力，準備進行第二次登陸。(備註105)

          根據隆美爾自己的說法，他認為影響德國防衛作戰勝負的主要因素如下 (Ruge, 1979: 174-175) ：一、防衛的步兵師缺乏戰力，裝備不足，碉堡工事建構未臻理想，補給狀況不良；二、第十二 SS裝甲師部署位置太遠 (未能依計畫部署於橫跨維爾河地區)，無法及時發揮反擊功能；三、裝甲教導師未部署於維爾河及奧恩河之間，離海岸線太遠，以致未能於登陸當日進行反擊；四、第三防砲軍未部署於維爾河及奧恩河之間地區；五、火箭砲旅 (Nebelwerfer-Brigade) 未依防衛計畫部署於奧恩河以西卡倫坦地區；六、塞納灣地區並未依防衛計畫予以布雷；七、欠缺足夠的空中支援，致使地面部隊運動困難；八、海軍支援遠未臻預期，尤其是在登陸日當晚，塞納灣並沒有巡邏艦艇防護；九、缺乏有組織的後勤補給系統；十、指揮系統權責混淆不明。
其中二至五點都是登陸前隆美爾要求部署而遭希特勒否決，否則這些部隊就正好駐在打擊入侵的有利位置上，而不像六日當天，只有第二十一裝甲師是部署在他所預期盟軍登陸的地區中。
德方戰術錯誤也包括在海岸防禦線之後並未構築良好的預備陣地，以致無法及時補充前方損失，更不能及時集結一支強大的預備隊。事實上，缺乏充裕的人員與物資一直是德軍的主要弱點之一，因此兵力分配不足，而不能使它長期實施防禦作戰。同時蘇聯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季和冬季攻勢也對德軍西線防衛造成了排擠效應，因為東線成為部隊和物資優先補給的地區，西線反成為東線的兵力補充主要來源。一九四四年夏，國防軍一半以上的總兵力被牽制在東線，以防俄軍可能發起的大攻勢，相對的西線總部只支配58個師作為防衛兵力——其中大部分都是作戰經驗不足，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部隊的師。(備註106) 此外，德軍防衛兵力雖有58個師，但就戰術部署而言，防地太過遼闊，兵力相對分散，正所謂「備多而力分」。

同時大部分的單位是屬於守備師性質，缺乏戰場機動力，因此彼此間戰術協調支援的能力嚴重不足。

           儘管如此，隆美爾的防禦措施仍抑制了盟軍在短時間內大舉擴張灘岸陣地的企圖 (Magenheimer, 1997: 293)。尤其在缺乏戰車與防空砲火的支援下，登陸日在奧瑪哈海灘三五二步兵師仍能成功的防守陣地並將登陸美軍侷限在狹小的灘岸上，另外盟軍的後勤補給亦因海岸障礙物的阻擾而遠不敷原訂計畫的標準。(備註107) 但是德軍卻未能利用盟軍此項弱點而在盟軍登陸後發動大規模逆襲，將盟軍擊退。主要原因在於指揮系統缺乏效率，無法對戰場狀況立即反應以及預備兵力位置太遠，無法適時支援。

            登陸日當天德方指揮體系發生的遲誤，主要因負責戰區指揮的隆美爾正在位於德國南部烏姆 (Ulm) 附近的家中，並計畫隨後前往上薩爾茲堡晉見希特勒，希望能藉此機會獲得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尤其是增派裝甲師，以應付盟軍的入侵 (Ruge, 1979: 169)，因此盟軍於六月六日展開的第一波登陸行動時他並未在現場。(備註108) 此外，負責該地區防務的第七軍團司令亦因赴不列塔尼地區雷恩市 (Rennes) 視導演習不在指揮部，而無法迅速作出反應。(備註109) 而希特勒本人又堅持對裝甲預備隊的使用保留最後決定權，因此開戰之初對德方最有利的反擊時機就此稍縱即逝。雖然該地區的第二十一裝甲師，當日傍晚曾對英加部隊發動逆襲，但是由於兵力薄弱，未能產生重大影響。(備註110) 另外解除裝甲預備隊管制的命令雖在下午二時半發出，然而裝甲部隊加入戰鬥的時機已失之過晚，並有逐次分割使用過失。

           更重要的是，德軍高層指揮部中對於盟軍可能侵入的地點，以及應如何對應的方法，一直是意見紛歧。所以使任何一種協調、立即並強力的反擊行動愈發變為不可能。隆美爾堅持在灘岸擊敗敵人是唯一致勝之道，因此他致力整合陸海空三軍種可用之兵力來進行防禦作戰，不過德方軍事高層顯然並未認清此種三軍聯合作戰方式的必要性並賦予應有的重視，反而傾向尋求以陸軍裝甲兵力殲滅敵人，而無視於敵人海空軍壓倒性的優勢 (Umbreit , 1998: 152-153)。希特勒本人更是固執的相信「大西洋長城」的防禦功能，因次拒絕頒佈統一的戰術作戰指令。指揮系統上，即使到了盟軍灘岸陣地已經穩固，希氏仍不願賦予他的前線指揮官們指揮全權與行動自由，依然在後方直接指揮並發佈與瞬息萬變戰場情況相矛盾的作戰命令。
         
          事實上，整個西線戰場的軍事指揮是由位於東普魯士境內，遠離戰線1,300多公里之遙的國防軍總部作戰廳秉承希特勒意旨來操控。(備註111) 作戰廳在理論上應擔負擬定作戰計畫及指導的任務，但是實際上卻淪為秘書處的角色，它的工作就只是把希特勒的想法與指示，轉化成正式的軍事命令而已 (Görlitz, 1998: 399-401)。

        此外，前線高階軍事指揮官指揮權又時受希特勒甚或國防軍總部掣肘干預。希特勒並且經常試圖用個人命令干涉下級指揮機構的指揮 (Manstein, 1998: 314)，而這種個人命令通常對於指揮和作戰只會產生妨礙與破壞作用。即使如隆美爾負守衛重責，但卻無統一指揮、調派部隊全權 (Rommel, 1982: 484)。以致在戰爭期間，德方很難像盟軍一般，有一個最高統合與協調組織，而能形成協同一致的策略。德軍之失敗，指揮權責以及作戰指導方式混淆不清雖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但是它卻強化了在人力、物力均占絕對優勢的盟軍的戰略優勢。而指揮系統混亂，事權不統一，卻是出於希特勒長期不信任軍事將領的心理。(備註112)他原認為將領們多缺乏忠誠，並傾向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因此導致他經常直接干預軍事指揮 (Reuth, 1992, V: 2063; Hofer, 1997: 257)。此外，因人設事，指揮單位疊床架屋而彼此牽制，反而有利於他一人掌控 (Franz, 1980: 250)，如西線裝甲兵團之設置，即為顯例。這和國社黨黨政機構龐雜，權責不明，以及希特勒在正規軍事體系之外，另創設黨衛軍的情況如出一轍 (Wegner, 1997: 307; Schlie, 1999: 214)。希特勒的作法就是要造成這種指揮上的衝突對立，以利他在所有問題上都能擁有最後決定權。

           此外，希特勒固執持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的原則，(備註113) 而當他愈是將「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的原則，當成其指揮藝術的關鍵核心時，於是也就愈不願意頒布對戰局發展具有預見的長期性訓令 (Manstein, 1998: 315)。如同在東線一般，任何縮短戰線以避免部隊遭敵軍圍困並儘可能減少傷亡的措施，均遭希特勒嚴格禁止。他的命令只有「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當七月初，倫德斯特建議將預備兵力及裝甲部隊撤出康城地區，並在奧恩河東岸建立新防線，以求保全實力並重新掌握機動作戰的戰術主動，(備註114) 不僅被希特勒拒絕，倫氏並因此遭到撤換。

        事實上，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德國當時已失去任何有效解決其身處困境的方法。唯一的策略，就是希氏不准放棄吋土的要求，軍事形勢愈是惡劣，他要求部屬作戰到底的要求愈是嚴厲，希氏本人認為在戰場上唯有靠頑強抵抗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條件 (Man-stein, 1998: 615)，而也唯有那些具有不屈不撓意志，堅信政府領導並作戰至最後一顆子彈的軍官才是希特勒在戰爭中最後的倚靠，雖然他早已失去這場戰爭的勝利 (Neitzel, 1996: 381)。

        由於在西線上的德軍兵力陸續都已投向諾曼第戰場，並且因著希特勒的命令——禁止作任何方式的撤退，使得他們只得坐困在戰場中直到最後被盟軍的優勢兵力擊潰為止，而倖存突圍的殘部也已失去有組織的抵抗能力 (Hart, 1978: 583)。德方採取此種就地防禦的策略，不但在法國如此，在所有被占領的國家中，莫不如此。此種防禦政策，就其本身而言，實在是一個無法實施且注定失敗的政策。
         
         對於隆美爾與倫德斯特之間有關防禦理論之歧見，希特勒採取折衷之部署，反使兩種方式在盟軍登陸後均無法充分發揮。除了裝甲預備隊不歸西線總部統一指揮，而是分配在三個不同的指揮機構中，所以要協調出一致反擊行動的可能性已大為減低；另外，裝甲預備部隊控制在離海岸線較遠的地區，即使隆美爾的理論正確，機動預備部隊也無法及時趕到海岸，而進行集中有效的反擊。
   
         此外，由於盟國空軍在西線戰場上完全掌控制空權，戰區內鐵公路系統遭受嚴重破壞，德軍部隊已失去在戰場上運動的自由，任何運動戰的作戰形式，在盟軍的空中優勢下均變為不可能。因此裝甲預備隊正如隆美爾所預料般，裝甲兵力在敵人巨大海空優勢下，只能以緩慢並在損失重大的極度困難情況下從遠處駐地零星的趕赴前線戰場 (Rommel, 1982: 476-477;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47-548)，而逐次分割式的投入戰場使得它們無法按計畫中對登陸的敵軍實施集中有效的反擊作戰。正如戰前倫德斯特與隆美爾所擔心的一樣，對防禦作戰而言，將預備部隊放在錯誤的位置與過早消耗裝甲部隊實力均將導致致命的後果。(備註115)

                 總結而論，德軍西線戰場防禦的最大弱點除了人員與物資的缺乏，更重要的是缺少統一的指揮。西線總部之權責不足以適應其任務，其從未能指揮海軍與空軍——西線的海空軍部隊分別由海空軍總司令部加以戰術管制。此外，西線總部與B集團軍之間作戰指揮系統的矛盾也因裝甲預備隊部署歧見而突顯出來，主要問題在於究竟誰負責指揮西線作戰，隆美爾曾要求一併指揮第一與第九軍團，最重要的是要能指揮西線裝甲兵團，使一切兵力在統一指揮之下從事防禦工作。(備註116) 不過希特勒並未滿足他的要求，反而採取折衷方案：將法國南方防務交予新成立G集團軍 (下轄第一、第九軍團)，另將裝甲部隊分割調配，如此部署後，使西線總部對其所屬成為一個名義上的監督單位，並由於未得希特勒批准不得使用裝甲預備隊之禁令，使其指揮權限在整個作戰指揮體系中大幅削減而降低其作戰指揮的角色。(備註117) 再者，希特勒個人直接干涉下級，更使得前線將領無法對戰況作出適時的反應。事實上，所有部隊應在一位最高指揮官之下執行防禦和反擊行動，這樣才能使敵軍的攻擊在尚未登陸之前或至遲在登陸時就被擊潰。可惜在盟軍登陸後，沒有一位德軍高級指揮官能照這種方式協調行動，雖然戰事的發展迫使德軍重組其戰地指揮結構，八月一日希特勒同意授權西線總部全權指揮諾曼第以及不列塔尼地區的作戰行動，以求遏阻美軍繼續突破。然而即使是這遲來有限度的統一指揮權，卻早已錯失良機，難挽狂瀾。